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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师大声音 >> 师生共忆 >>  五四运动和北京师范大学 2012-03-14   文章来源:校报  作者:王晓明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整整90周年了,五四运动所弘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在近一个世纪里鼓舞着无数青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崛起前赴后继。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身运动,为我校百年历史谱写了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倡导民主、崇尚科学的华彩乐章。

  北京高师和五四运动

  1918年2月,北洋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北京国立大中学生两千多人为反对这一协议,集合于新华门向总统冯国璋请愿。无组织的学生被北洋政府的恐吓与论辩所蒙蔽,请愿失败而返。请愿的失败使我校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意识到,没有核心组织,单靠义愤组织起来的队伍是没有力量的。于是,匡互生、刘薰宇、杨明轩等学生,发起成立了同言社。五四运动前,随着新文化、新思想在学校的传播,同言社部分成员开始接受“工读主义思潮”,提倡工学主义,主张工学结合。匡互生等于1919年2月间开始酝酿成立“工学会”。

  1919年5月初,中国主权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践踏的消息传到北京高校中,立即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愤怒。5月3日,我校学生在风雨操场集合,学生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反帝反卖国贼的决心。3日下午,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大集会,决定呼吁全国在5月7日“国耻日”举行国民大会。3日晚,工学会的成员召集秘密会议,商讨示威游行和抗议卖国行径的办法。大家认为,5月7日举行国民大会的消息一定会遭到政府的阻止或镇压,行动应该提前;而4日是星期日,可以动员更多的同学参加行动,即使消息走漏,政府也来不及安排阻止和镇压。匡互生、周予同等还写下遗书,表示为国赴死的决心。

  会后,工学会成员立即与各高校取得联系,提前举行抗议行动的建议与各校不谋而合,工学会成员连夜进行各种行动前的准备,他们调查曹、章、陆的住宅地址及门牌号码,找来卖国贼的照片,准备火柴、煤油等,赶制旗子和标语。

  5月4日上午,我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下午,经学校同意,我校学生们提前用过午餐后,最早到达天安门国民大会会场,由张润芝撰写的巨幅“挽词”被树立在金水河边,引来与会者的瞩目。丈余长的白布上,撰写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署款写着;“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

  北京13所高等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学生队伍游行至东交民巷受阻,几经论争都无法通过。当队伍无奈地退出东交民巷时,工学会的同学们高喊“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这一呼声立即得到一片热烈的响应。

  赵家楼胡同窄小,曹宅大门紧闭,拥挤着的学生队伍无法进入,盛怒中,学生们把手中的写有卖国贼字样的白旗扔进曹宅。当一些学生因无法进入而流露出沮丧的表情时,匡互生选择了强行进入的办法,他用手打破大门侧边的小窗,在同学的帮助下爬进窗口,跳进院中,院内卫兵本已被学生队伍的声势所震撼,看到跳进院中的匡互生更加目瞪口呆,匡互生和后跳入院中的同学一起打开大门。学生队伍冲进曹宅后,即刻分散寻找卖国贼的踪迹。得到消息后的曹汝霖、章宗祥在学生队伍进入时已分头躲藏起来,学生们找不到三个卖国贼而怒火中烧,工学会的几个同学决定烧掉这个卖国作恶的巢穴。匡互生取出火柴准备点火时,担任大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段锡朋立即阻止:“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回敬他:“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随即点燃手中的火柴。火起后,杨明轩等人还在院中继续寻找卖国贼的踪迹,章宗祥被学生们从藏匿的仓房中找了出来,愤怒的学生将其围住后痛打……

  大火在曹宅的卧室、院落等处燃烧,赶来的军警逮捕了仍滞留在曹宅的32名学生,其中我校学生8人。他们是: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允测、杨明轩、唐国英、王德润、初铭音。

  32名学生被捕后,各校学生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学生联合会决定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逮捕爱国学生。我校校长陈宝泉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到警察总监要求放出学生,表示如不释放学生而发生意外,校长不能负责。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同意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陈宝泉校长租用了两辆汽车,接回我校被捕的8名学生,当汽车驶近学校大门时,早已等候在校门前的师生涌向汽车,为8名勇士戴上红花,并将他们高高举起,高呼着“被捕同学万岁”、“高师万岁”等口号,合影留念。当天下午,学校在风雨操场召开慰劳大会,被捕学生分别介绍了被捕及被关押的情况,陈宝泉校长和师生代表先后致辞,向被捕学生表示慰问。

  经过4日的斗争,同学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爱国运动之中。我校学生承担了西城和前门地区的演讲工作,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有组织地上街演讲。讲演招徕了众多的市民听讲,博得了感动和支持。大规模的爱国宣传演讲,遭到了军阀政府的百般镇压,他们出动警察对参与演讲的学生进行逮捕。6月3日,警察一天就逮捕了近千名上街演讲的学生,其中有我校学生170余名。

        军阀政府的压制,使学生爱国运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更多的学生参加演讲,举行抗议,各校拒绝警察局的保释要求,提出如果政府有意释放学生,应首先撤出看管被捕学生的警察,让学生自由出入。警察局万般无奈,只得撤出警察,还学生自由。

         6月10日,慑于人民的压力,军阀政府下令撤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军阀政府被迫电令巴黎和会的我国代表拒绝签字。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19年11月14日,学校废除了学监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邀请蔡元培、蒋梦麟、杜威等中外教育名家到会演讲。学生自治会的成立为学生人格的自我修养、自我约束打开了新的途径。这也是我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学生自治团体。

        北京女高师和五四运动

        1919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延聘了包括胡适等许多著名学者任教,李大钊也多次到校讲学。随着课堂教学的延伸,尤其是《新青年》在校园中的悄然传阅,社会改革、妇女解放的主张,为禁锢在封建势力高墙下的女学生们送去了丝丝自由的空气。

        1919年5月5日,女高师国文系教师陈中凡走进教室后,没有按照惯例为同学们上课,而是告诉学生,北京各大学学生为了反对巴黎和会瓜分山东主权,于4日上街游行,火烧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警察厅逮捕许多学生,很多高等学校都停课了。话音未落,课堂里已经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躁动。经全体同学集会决定,派出代表到全市各女校进行宣传动员,并于5月7日发起成立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联合会以“提倡服务社会,振发爱国精神”为主旨,通过了《告全国女界书》、《北京女校致巴黎和会各国代表电》。国文系学生陶玄当选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主席,联合会以女高师自治会为领导机构。从此,一个以女高师为核心的女性力量投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

        6月3日,北洋政府再次逮捕了上街演讲游行的学生近千人,并把他们关押在北京大学三院。女高师的同学们立即联合女学界联合会所属的北京15所女校的同学,决定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请愿。

        6月4日,女高师学生整队出发,在前后校门均被“铁将军”把守的形势之下,看似柔弱的女学生们竟把后门卸下,举着写有“打倒日本”、“打倒卖国贼”等标语的旗子,浩浩荡荡走出学校。15所女校近千名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总统府行进,虽然“大风吹土,对面不能见人,步武却一点不乱。”当一千多女性,身着各校校服,在天安门广场汇集成队,赴新华门请愿,反对镇压爱国运动时,她们发出了爱国、解放、参政、议政的第一声呐喊,成为北京五四运动中最绚丽的风景线,也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

        队伍在总统府前列队站立后,即要求政府派人接见,但女学生们的凛然正气,竟使总统府要员不敢出面。同学们在政府门前等待了好几个钟头,却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最终学生代表向总统秘书递交了请愿书。事后,一位同学回忆说:“那天狂风猛吹,飞沙走石,每个人的头上脸上身上都加了一层黑灰,好像煤球一样,而且回校时已经黄昏了,但各校的队伍仍然秩序井然,没有人随便谈话,也没有人脱离队伍。”

         示威游行、请愿结束后,女高师及其他女校的代表随即前往北大法科,慰问被关押在那里的被捕学生。她们还送去了募集的几千枚铜元,以接济被捕学生的生活。女同学们的举动,使被捕学生们深受感动,第一个冲进曹汝霖住宅的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说:“这种热情侠举,不仅加了男同学不少的勇气,而且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女子自己解放,自己取得平权的第一声。”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校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师生开始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大钊等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校学生许兴凯、贺凯、石评梅等先后成为会员;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我校学生缪伯英成为第一个女成员;1921年,李大钊在我校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支部,缪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五四运动也使新文化运动得以深入开展,正如我校教授黎锦熙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演讲中说的:“‘五四运动’影响所及,却把全国几千年来传统的文化与传统的思想推翻了……对于传统思想的解放,对于新文化的提倡和建议,我们无论是估其量,估其价,都是很高的,而“五四”的真正的成绩也就在此……凡是一种真实纯洁的运动,当它的主旨不见得能够达到成功的境地时,便会藉它的力量,用来推翻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增加同时其他合理的运动的力量,结果可以造成意外的成绩。这就是我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应有的透视。”

     注:北京高师与北京女高师均为我校前身。1923年后,两校先后改为师范大学,后于1931年合并。

    (校史办 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