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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师大群贤 >> 校友荟萃 >>  李长铎:三十年前经历过的几件小事 2012-05-23   文章来源:校友会  作者:中文系1967届 李长铎  
本文已入选北师大校友总会《我与北师大——纪念母校建校110周年校庆征文》 
 
缘起

        杨海中同志嘱北师大校友每人都要为《献身中原》写篇文章,着实让我左右为难。写吧,写什么呢?我于1978年8月从解放军二十一核试验基地转业到河南,2009年9月退休,虽然在河南工作30余年,工作单位和岗位变化频繁,但干的都是一些平凡之事,不值记述。不写吧,自己毕业于堂堂的北师大中文系(1961?1966年),连篇普通文章都写不出,实在愧对母校和师长的培育。想来想去,还是不辜负海中同志和北师大校友会,写点琐事回忆吧。 
下派挂职

        1981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从省直机关选派100名40岁左右的干部下到县里挂职锻炼。当时我在河南省委宣传部任干部处副处长,被省委组织部借到组织部帮助工作,主要负责从省直宣传系统选干部。到了工作结束时,省直宣传系统定下来下派的几个同志都以种种理由不愿下去。没有办法我只好向省委组织部张赤侠部长说:我下去吧。张部长和省委宣传部宋玉玺、于大申、冯登紫、王晋等几位老部长都非常支持。最后我被定到温县,任县委副书记。临行前,于大申部长对新乡地委主要领导同志讲:“李长铎下去要分管宣传工作,两年后还回省委宣传部。”领导对我的关心、关怀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982年3月,我到温县县委报到。县委书记李兴唐同志找我谈话:“县委决定,你分管组织、纪检和群团工作。”因为我在省委宣传部期间,比较爱好文艺、理论工作,不太愿意搞干部工作,我就向李兴唐同志说:“于部长不是交代让我分管宣传工作吗?”李兴唐同志说:“你是干部处处长,不管干部管什么?”我只得服从县委决定。从此,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我和组织、干部工作再也脱不开了。
我从1982年3月到温县,1983年9月调离,算起来仅一年零六个月,但我同温县干部群众的情结,500多天中发生的一些事,至今都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以后走了很多地方,换了不少岗位,但在温县工作一年多的经历,最值得怀念,最不容易忘掉。那时是机构改革前,干部还是终身制,温县县委一班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副书记已60来岁了,我属年轻的,也40出头了。但大家相处,亲如兄弟;条件极差,心情舒畅;工作起来浑身是劲;个人利益极少考虑。
 
“老李同志”和“小李同志”
        温县县委从书记到常委,上下均称“同志”,任何场合都很少称呼职务。县委书记李兴唐,是个老革命,全县都称他“李同志”,我是副书记,自然也是“李同志”,因此经常发生一些分不清的时候。下边的公社书记(那时还没改乡、镇)、局委领导到县委找“李同志”,我和李兴唐同志不知道到底找谁,有时一起答应,有时又互相推让。时间长了,班子内部和外界就称“老李同志”、“小李同志”以便区分。
 
 当个业余教师还够格
        在温县,县委从书记到常委都是寝办合一,一间办公室内放一张桌、一张床。县委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吃饭都在机关食堂交票排队买饭。一般情况下,不到星期天或农忙,很少回家。电视机在那时还不多,也没有更多好节目,因此饭后就无事可干。
那时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学历普遍偏低,大部分人员是初、高中文化程度。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就想了个主意,在机关办个学习班,以学文化为主。因我是北师大毕业的,毕业前当过实习教师,所以就给机关同志上课。当时以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党史为主,每周上两三次。我把自己在大学学的专业知识尽最大努力教给大家。几个月下来,同志们反映很好,我也感到很充实。不少机关的同志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说我真不愧是北师大毕业的,不当教师实在可惜了。
 
 替书记接待省委领导

        在县里工作一年多,那时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下乡。三夏、三秋时节,每个县委常委分包一个公社,十天半月住在公社,县委也就不再开会了。我包的是赵堡公社,从收麦前下去到种上玉米,半月左右住在公社不回县城。
1982年6月初的一天,县委办公室派吉普车来赵堡接我,说省委有领导来县里视察三夏工作。因县委书记李兴唐同志去地委开会,要我回县陪同省领导。

        回到县委大院不久,就看到开进来一台上海牌小汽车。我立刻迎上前去,下来的是省委书记罗干同志和秘书。只有两个人,真正是轻车简从。

        我汇报说,李兴唐同志去地委开会了,其他同志都包住在公社,我是县委副书记李长铎,由我陪罗书记视察。罗干同志详细看了几处麦收现场,听了我和干部群众的汇报后,回到县委。中午只在机关食堂加了两个菜,就罗干同志、秘书、司机和我四个人,无任何酒水,吃了顿便饭罗书记就去洛阳了。饭桌上罗干同志几次称我“李书记”,我感到诚惶诚恐,省委书记这么简朴、谦逊,让我受益匪浅。
 
“你是来换玉米种的吧”
        1982年三夏期间,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徐堡公社。

        那时县里的领导去哪个公社,事前都不打招呼。我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破兜儿。到公社时大约上午10点,公社书记刘永松下去检查三夏了,整个公社大院只有一名小通信员看门。

        我问:“刘书记在家不在?”

        他瞟了我一眼,说:“刘书记下乡了。”

        我说:“你让我进公社会议室等他吧!”因会议室有简易沙发和电风扇。

        小通信员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的模样:上身穿的卡布中山装,下身穿黄色的确良军裤,脚上穿的是布鞋,骑个半旧自行车,车把上挂个兜儿。

        “你是来换玉米种的吧?”

        之后,说啥都不让我进会议室。无奈我也只好坐在公社大院的水泥台阶上,一直等到12点多刘永松同志从乡下回来,晒得满脸通红。老刘一见我坐在台阶上,大吃一惊地说:“李同志,你啥时来的?咋不进屋呢?”他一边吩咐通信员赶紧打水让我洗脸,一边吵通信员:“这是县委李书记,你怎么不让他进去呢?”

        小通信员一听说我是县委书记,立刻吓哭了,说:“我以为是换玉米种的呢!”我急忙说:“你不要批评他,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现在三夏期间,领导又再三要求安全,他不让我进,正说明他警惕性高。不但不应该批评,还应该表扬他呢!”通信员一听,也破涕为笑了。 

        我来掂秤吧

        1982年三秋时节,我住在赵堡公社。每天吃完早饭,公社书记李林珍就像生产队长派活一样,给公社干部分配工作。完后,我俩就骑自行车到各大队去检查。主要督促大、小队干部加快播种麦子的进度。10多天下来,哪块地是哪个队的,就摸个差不多了。

        有一天,我俩骑车路过赵堡大队二小队,几个妇女正往架子车上装农家肥,忙得满头大汗。我和李林珍同志停下来和她们打招呼:“你们在拉肥料啊?”几个妇女毫不客气地说:“我们不拉肥料干啥?我们要有你们那本事整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我们也不拉肥料啦!”当时虽是玩笑话,把我和李林珍呛得满脸通红,只好笑着骑车赶紧离开了。

        玉米收完后紧接着是种麦子。温县农民种麦子精耕细作,真像妇女绣花一样,又认真,又细心。每畦上多少磷肥、多少钾肥,播几斤种子,都要用秤称,斤两不差。

        我看别的活也帮不上忙,就想:干脆我来掂秤吧!于是,我就蹲在地头掂着秤,几斤几两地称种子、称化肥。一天干完,虽觉得有点累,但也怪有意思,也不再每天骑车转了。直到现在,温县赵堡公社种小麦的基本要求我还记得清楚着呢。
 
到地委组织部报到
        从1983年开始,以老、中、青结合为主要指导思想的领导班子改革大规模推进,各级领导班子都要进行新老交替。

        1983年9月,我奉调新乡地委任副书记。

        我到温县挂职锻炼才一年多时间,和温县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从内心讲舍不得离开。中央考察组一名领导找我谈话宣布我的调动令时,我还要求留在县里再干几年,特别是想当当一把手,但组织决定,只得服从。

        1983年9月,县委接到通知后,派一辆上海牌小汽车(县委唯一的一辆轿车,像我们副书记下乡都是骑自行车,个别时候派北京吉普)和老司机张达志同志送我去地委报到。现在要说起那时的风清气正,真令人难以相信:地委没派一人来接,县里没派一人去送。
我和张达志同志行到路上,正碰上下大雨,往新乡去的公路又正在修,刚垫的三合土被大雨浇透后粘得很,汽车无法行进,我几次下车推车前进。到地委大院时,我浑身上下已溅满了泥水。我来到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办公室,一位中年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岳修武)问我:“同志,你找谁?”我回答我来报到。当我拿出介绍信,他大吃一惊:“哎呀,地委李书记来报到了,怎么也不跟人呀?”整个办公室的同志都吃惊地看着我,因为他们都不认识我。

        作为我来讲,那时当“官”时间短,确实还没养成当官的习气,认为自己不就是个普通干部吗?后来时间长了,职位高了,前呼后拥,迎来送往,习以为常,可见人的确会变的。那时觉得个人拿着介绍信到组织部报到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组织部的同志认为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由此也变成他们长期乐道的一个话题。很多年后,岳修武同志调到郑州市,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对这件事仍念念不忘。
 
行管科长该换了
        1983年组建的新乡地委班子,刘振岐同志任书记,孔茂山和我任副书记。因为孔茂山同志任行署专员,地委其实就我和刘振岐同志一正一副。

        刘振岐同志经验丰富,心胸豁达,气量大度,乐观开朗。重点工作亲自抓,抓住不放,地委日常工作几乎全交给我,他经常下县调研、检查乡镇企业。当时新乡地区14个县,下去一次很长时间。地委班子组成后,地委直属各单位领导班子也要重新调整组建。地委直属几十个班子从考察到地委会讨论,连续工作几个月,有时地委会一开就是六七天。

        到了年底,绝大部分班子配好了,剩下少数几个单位的班子,还没配齐。正好省委要开3天会,振岐同志去郑州开会前说:我走后由长铎同志主持地委会继续讨论地委直属机关剩下的几个班子。当时我坚决不同意。讨论局委领导班子这么大的事,书记不在家宁可等几天。振岐同志说:“不能等,等几天耽误几天的工作。没关系,大家集体讨论,又不是你一个人定。”我只得服从,但我又说:“地委讨论后我去郑州向你汇报后再最后决定。”

        地委开过会后,我就去郑州向刘振岐同志汇报。

        工作汇报后他问我:“长铎,今天你来给你派什么车?”因那时新乡地委书记、副书记都无专车,外出时临时派车。我答:“老伏尔加。”(地委车队有十几辆轿车,其中有两辆伏尔加,是老爷车,车身上都锈出洞了。)

        刘振岐同志听后十分生气地说:“行管科怎么搞的?地委主要领导就咱俩人,我出去给我派的是老伏尔加,你出去给你派的也是老伏尔加,19辆小汽车为什么老给咱俩派破车?回去后看看,不行就把科长换了。”

        振岐书记从郑州开会回到新乡后,有一天,他派人叫我,说只有我两个人,要亲自去一个公社考察一位书记。看来,他对行管科的工作是很不满意的。过了不久,就把那位公社书记调到地委接替了原行管科科长的工作。
 
 帮助校对个文件怎么不可以
        我在新乡地委工作时,我爱人也从河南省直机关调到新乡地区公安处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先是张程峰同志,后是李承先同志)。当时公安处经费很困难,纸张、信封等办公用品都十分紧张,甚至连苍蝇拍都买不起,我爱人经常从我的办公室拿。

        有一天晚饭后她要加班。我问她干啥,她说:“明天处里就要开会,材料还没印出来,晚上要连夜校对,印材料,可是人又不够。”我说:“那我去帮你校对吧,我的文字水平马马虎虎还能过关。”我就到公安处办公室和我爱人一起校对文件,一直校对到晚上10点多钟。第二天,这事儿不知怎么让公安处处长王世俊知道了,他立刻找到李承先大发脾气:“怎么搞的,你这个办公室主任还想不想干了?竟敢让地委书记来给我们校对文件!”直到20多年后,李承先同志说起来这件事,还半开玩笑地说:“李书记,你去校对文件不要紧,害得我差一点被捋掉办公室主任。”

        1984年8月,我调许昌地委工作,算起来在新乡只工作一年。刘振岐同志至今都经常深怀感情地说:“长铎,咱们搁伙计那一年,是一生中最默契、最知心、最痛快的一年。”
 
余音

        在许昌工作一年多,不久,河南省进行地区改为市建制的工作,漯河从许昌地区(下辖10个县、市)析出,单独成市,下辖三县一区。1986年1月,我调到新组建的漯河市工作,真是一年一个地方,都是任副职。职务没提拔,所去的城市越来越小,管的县(区)也越来越少。1991年8月,我调省委组织部,任常务副部长。

        1994年8月,我又调回许昌市工作,任市委书记,直到1998年到省人大工作。

        20年换了8个单位,有时连搬家都来不及。反过来说,也有点好处,就是:走的地方多,结识的干部、群众多;贡献不大,朋友不少。

        2009年9月,中组部批准我办理了退休手续。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推进,时间也飞快地流逝。由于工作岗位不断地调整变化,加之官场应酬,很多矛盾终日缠身,头脑里印下的有新意、不可忘却的趣事、细事就越来越少了。静夜忆及,甚感可惜。我已从岗位上退下,身体尚健,精神尚好,“两鬓作雪,寸心如丹”,来日回忆起来再提笔吧。
 
(李长铎学长,1967年毕业于中文系,河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